古籍出版面对的历史文献，是小众的，但其中蕴含的文化观念则是大众的，这为我们拓展、挖掘“小众”选题内涵，创新、开拓“大众”出版市场，提供了多种选择与较多可能。 由最初的“两个半”扩大到10多家，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在不断探索中，走过了初创的艰辛与初入市场的不适应，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出版特色与优势，并凭借专业上的优势“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成为全国古籍出版的主力军。然而，地方古籍社这些年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困境和问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如何在特色与优势中发展壮大，各有各的路径。笔者作为一名地方古籍出版社工作者，从事古籍出版工作近30年，在此把近几年对地方古籍出版社发展问题做的一些思考系统梳理出来，与业者一起交流探讨。 历史 业内一般认为，所谓地方古籍出版社，大体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即改革开放后各地陆续成立的专业古籍出版社，所以不包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两家老牌专业古籍出版社。地方古籍社成立时间最长的约在四十年左右，如山东的齐鲁书社（1979年）等，最短的还不到二十年，如江苏的广陵书社（2002年）。他们的出版专业范围，一般都包括“当地所藏古籍”或“承担国家交办的古籍出版任务”以及地方志、文史工具书等，除了上述两家，主要还有岳麓书社、巴蜀书社、黄山书社、三秦出版社、三晋出版社（原名山西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原名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北京古籍出版社等。这些出版社为什么会集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立，主要得益于中国出版史上三件大事，一是1979年12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次会上，提出了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对全国出版结构的布局和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二是1981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恢复了成立于1958年、“文革”中停滞工作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于翌年3月，召开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1983年9月，又成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三是1983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将出版工作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宋木文先生曾说，这个决定“对出版事业发展的重要和紧迫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成为指导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工作并对这以后出版事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纲领性文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全国出版社数量从1978年的105家，发展到1988年的502家，全国专业古籍出版社，也是在这期间，由“两个半”（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编辑部），扩大到10多家。这些新成立的地方古籍出版社，虽然刚开始规模很小，但对我国古籍出版事业发展，有至关重要作用。 发展 随着地方古籍出版社的陆续成立，我国古籍出版事业有了明显发展，不仅古籍专业出版机构区域扩大，从业人数增加，而且由此带来了新版古籍图书品种增多，一批高质量古籍整理图书不断出版。改革开放前，不仅古籍专业出版机构只有“两个半”，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数量也相对较少。笔者据全国古籍出版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对“文学类”中的“别集”书目进行了统计，共计845种，1979年上述地方古籍出版社成立前的30年共出版的157种，约占18%，其余688种均是其后24年中出版，涉及到出版社约90家，其中有208种，是上述十几家地方古籍出版社成立以后出版的，超过了30%，这其中有相当一批优秀古籍整理图书。 更可称道的是，这些地方古籍出版社，在不断探索中，走过了初创的艰辛与初入市场的不适应，在其后的发展中，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专业内容生产板块，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出版特色与优势，成为国内古籍出版的重要力量。近10年来，国内古籍出版队伍不断扩大，不少综合性出版单位、大学出版单位、教育出版单位等，都增加了古籍出版内容板块。即便如此，地方古籍社，凭借专业上的优势，仍保持全国古籍出版主力军地位。十几家地方古籍出版社在承担本地历史文献整理出版的同时，更承担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2011——2020）》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项目是由地方古籍社承担的。以五次新增补的209个项目为例，有69个项目是地方古籍社申报，约占33%。另外，各地方古籍社除了出版地域文献外，都出版了一批有较大学术影响的古籍整理项目，包括一些大型项目，在某些内容板块方面，具有明显特色与优势。经过不断发展，地方古籍社已真正实现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 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的发展，有几个明显特征，一是专业定位比较明确。大多出版社坚守创社之初的宗旨，始终围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根主线，结合自身实际，明确定位，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中，深耕精作，不断扩大了出版社的文化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二是专业规划优势明显。目前国内有古籍出版选题的出版社虽多达百家以上，但能够有系统规划的仍是专业古籍社，地方古籍社是一支重要队伍。三是专业出版能力不断提升。经过发展，各地方古籍社都已成为能够出版大型甚至超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的出版单位，受到学术界、出版界的肯定。仅以前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结果为例，地方古籍社共获正奖8项，提名奖19项，在一个很小的出版门类中，有如此结果，也说明了他们的专业出版能力。四是编辑人才专业素养较高。 困境 地方古籍社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困境和问题，特别是随着出版改革不断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更加显现出来。稍加归纳，大约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小众”出版如何走进“大众”市场。随着出版体制改革，图书的商品属性愈加受到重视，作为“小众”的古籍整理图书也不例外。但由于古籍整理学科专业性强，图书受众面小，市场需求有限，据笔者了解，各地方古籍社的古籍整理图书，首印一般都在1000册左右，以至于在各类图书市场份额统计中，从未有“古籍图书”一项。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古籍整理图书编辑难度相对较大，出版周期也相对较长，这类图书出版，大都处于亏损状态。少数地方古籍社后来或被撤销或被合并，经济困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二是集团化以后的尴尬地位。集团化是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出版集约化发展。上述地方古籍社都先后进入所在地的出版集团，但同一集团内不同专业的出版，在绩效考核上很难有一个相对合理并能顾及各个不同出版单位特殊性的统一绩效量化标准。相对而言，经济效益绩效量化指标容易划一（虽然也有许多不合理），这其中，经营规模中的销售、利润等因素，往往更容易成为考核出版单位的指标，有的甚至直接将其视为对集团的贡献率，如此一来，古籍出版社在这个方面面临很大压力，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考核结果，包括企业工资总额、经营者绩效认定、员工工资收入标准，大都低于同一集团下的其他出版单位。笔者曾主持凤凰出版社古籍出版工作15年，对此有切身感受。但同时，不少古籍整理图书又因其学术含量高，往往是国家级图书奖项、国家重点图书规划等入选项目，时常会被拿出来作为集团出版的“脸面”，这种情况常被业内戏为“口惠实不至”的尴尬。三是专业编辑出版人才缺乏。虽然是专业古籍出版社，但人才缺乏已是普遍现象，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由于古籍整理学科以及古籍出版的小众特点，人才来源渠道相对较窄，出版社选择余地小；目前古籍社新进人员大多是研究生学历，但由于国内研究生的专业方向设置过细，与编辑工作需求脱节；古籍整理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更有一些属于抢救性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绝学的文献整理，对编辑的要求高；地方古籍社也似其他大多数出版社一样，生产经营压力大，图书出版节奏远快于过去，因为规模增长目前仍是大多数出版社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造成对年轻编辑“用”多于“养”，而古籍编辑培养周期本身就比较长，这势必形成专业人才短缺。正如上述，各地方古籍社的经济效益大多不如同集团内的其他出版社，更不能和有教材教辅的出版单位相比，使专业编辑人才的付出与获得不成正比，留住人才比较困难。四是古籍专业选题比例下降。据笔者了解，由于上述一些原因，有些地方古籍社目前的图书选题结构，与建社之初相比，有不同程度的调整，除了原有古籍选题外，也在不断拓展新的内容生产板块，一方面，这是古籍出版社顺应出版业发展的探索，有的出版社取得了非常好的经营业绩，从而保证了古籍图书出版所需要的经费投入；另一方面，也使得作为专业古籍社的非专业图书选题占比越来越大，古籍专业图书选题比例逐年下降，古籍整理选题有的不到全年选题总数的十分之一，有的甚至更少。有少数地方古籍社已成为本省教育出版大社，古籍出版已成为其一个很小的门类和板块，有的甚至成为了“点缀”。这些可由各地方古籍社每年新书书目窥其一斑。早在2006年，杨牧之先生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在第六期全国古籍出版社编辑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有一个统计：“去年（2005年）古籍出版社共出书4481种，其中古籍整理图书占29%，学术类著作占22%，这两类图书共占51%。专业类图书比例比较低。”这还包括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两个古籍出版大社，否则比例可能更低。对古籍专业出版单位图书选题结构调整，虽不可轻易定是非，但在实际中，少数古籍社的绝大多数选题确实不姓“古”了。 思考 地方古籍专业出版社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如何在特色与优势中发展壮大，各有各的路径，大家都在不断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经验，但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笔者只能提出几点思考。 首先是思想认识问题。对出版文化本质和内容产业特征的认识，是我们做好古籍出版事业思想认识前提。出版的积累与传承、教育与认识、审美与娱乐的基本功能，并不会因市场经济、业态转型而丧失。文化传承是古籍整理与出版的基本任务，历史文献作为观念文化的载体，对中华文化数千年不辍至关重要，从这点而言，古籍出版应首先立足于此。古籍出版工作者对如何看待出版产业发展，如何在上述出版条件下定位古籍出版，出版的文化属性是我们要首先考虑的。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文化影响力才是出版企业最终目标。若有此认同，一个古籍出版社经营者，或许会增加一些做好古籍出版的定力，在专业追求与经营要求发生矛盾时会毫不犹豫作出自己的选择。 其次是发展路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改企后的地方古籍出版社，在市场面前不会得到特殊优待，选择何种发展路径，取决于企业自身实际，但有一点不可忘，即古籍出版事业所承担的文化与历史责任，由此，我们在选择发展路径时，便会把古籍专业出版放在重要地位考量。以笔者亲身经历为例，一个地方古籍社如果没有专业出版优势，其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都会成为问题。2002年底，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四分之三人员分流到其他出版社，仅18人留社，更名后的凤凰出版社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是坚持原先的古籍出版，还是另辟蹊径，转走大众出版甚至以中小学教辅为主的教育出版，在当时是有不同看法的，若是前者，解决不好经营上的生存问题，古籍专业出版也恐难坚持（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有多种原因，其中经营困难是很重要一条），如果是后者，在一个出版门类比较齐全的集团内，也很难有生存与发展空间。最终，我们选择了比以往更加专业化的古籍出版方向，古籍整理及相关学术研究选题高达85%以上，这在全国地方古籍社中是少有的。我们当时的想法，一是“以最专业做出最专业产品”，何愁在中国这么大的图书市场中没有一席之地，二是“在集团内以最专业求生存”，甚至提出做集团内任何一家出版社所不能做、做不好的选题。实践证明，有了这两点，凤凰社反而有了作为古籍出版单位的发展空间与生存价值。出版社更名后的15年来，出版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古籍整理图书，国家“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选题项目持续名列江苏省第一，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50项，列全国第三（前二位分别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时获国家出版基金19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年度专项资助83项，并连续四届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共5项）。经过强化古籍专业出版，更名后的凤凰社已成为国内为数不多、能够持续出版大型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地方古籍出版社，一个仅40多人的出版社，每年都会有一两项500万字以上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出版，并以产品的专精特尖，获得市场认可。以亲身经历为例，主要想说明，一个地方古籍出版单位，选择具有优势与特色的发展路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阵地上精耕深作，并不断强化专业出版能力，在专业规划、专业重点、专业渠道、专业人才等方面形成和体现优势，“小众”出版必可大有作为。 第三是选题规划问题。重视选题规划，是尊重出版规律。没有选题规划观念，一个出版单位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对于一个地方古籍社而言，如果能制定和实施中长期的专业选题规划，笔者据个人体会认为，至少可以使我们的工作，体现五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可以使出版社的定位会更加准确，发展思路会更加清晰，追求目标会更加明确。二是可以使出版社的专业优势更加突出，内容生产更有特点，市场竞争更有优势。三是可以使经营者的工作更有抓手，通过落实选题规划，来形成一个出版企业内容生产重点板块，从而形成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板块。四是专业人才培养更有手段。古籍专业编辑人才缺乏，重点不在其是否具备专业理论知识，更主要的是理论知识如何在编辑出版实践中得到运用，而专业选题规划可以提供这种条件，使得有志于从事古籍专业出版的年轻人，在专业选题编辑出版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知所学之不足，从而得到锻炼和成长。五是出版经费可以得到保障。随着国家文化投入越来越多，只要我们把选题放在国家文化战略、需求层面，并立足图书的精品生产，“小众”出版的经费渠道越来越多。如国家设有专门的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年度古籍出版专项资助。 第四是重点项目问题。出版专业化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专业重点项目。一个地方古籍社，如果选择了专业出版发展路径，就要通过持续不断地出版具有“特色性”“标志性”的专业重点项目，以此来形成自己的专业出版优势与市场竞争优势。我们在考虑重点项目问题时，五个方面应特别关注，一是要放在国家需求的层面，二是紧盯学术研究前沿，三是利用各社历史积累，四是体现自身的专业出版能力，五是创新拓展，形成新的重点内容生产板块。 第五是如何看待“小众”的问题。首先，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古籍专业出版的“小众”问题。这涉及到我们怎样正确看待古籍专业出版的“小”，就专业性而言，其直接受众可能是小的，但其文化意义、间接受众又是大的。作为古籍出版工作者，在“大”与“小”的问题上，应该有跳出局部的境界，因为我们选择的是一份需要理想与情怀的事业。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图书市场与购买力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再小的出版门类也会有自己的大市场。再次，“小众”出版也可以向“大众”转化。古籍出版面对的历史文献，是小众的，但其中蕴含的文化观念则是大众的，这为我们拓展、挖掘“小众”选题内涵，创新、开拓“大众”出版市场，提供了多种选择与较多可能。 古籍出版面对的历史文献，是小众的，但其中蕴含的文化观念则是大众的，这为我们拓展、挖掘“小众”选题内涵，创新、开拓“大众”出版市场，提供了多种选择与较多可能。由最初的“两个半”扩大到10多家，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在不断探索中，走过了初创的艰辛与初入市场的不适应，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出版特色与优势，并凭借专业上的优势“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成为全国古籍出版的主力军。然而，地方古籍社这些年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困境和问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如何在特色与优势中发展壮大，各有各的路径。笔者作为一名地方古籍出版社工作者，从事古籍出版工作近30年，在此把近几年对地方古籍出版社发展问题做的一些思考系统梳理出来，与业者一起交流探讨。历史业内一般认为，所谓地方古籍出版社，大体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即改革开放后各地陆续成立的专业古籍出版社，所以不包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两家老牌专业古籍出版社。地方古籍社成立时间最长的约在四十年左右，如山东的齐鲁书社（1979年）等，最短的还不到二十年，如江苏的广陵书社（2002年）。他们的出版专业范围，一般都包括“当地所藏古籍”或“承担国家交办的古籍出版任务”以及地方志、文史工具书等，除了上述两家，主要还有岳麓书社、巴蜀书社、黄山书社、三秦出版社、三晋出版社（原名山西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原名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北京古籍出版社等。这些出版社为什么会集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立，主要得益于中国出版史上三件大事，一是1979年12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次会上，提出了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对全国出版结构的布局和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二是1981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恢复了成立于1958年、“文革”中停滞工作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于翌年3月，召开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1983年9月，又成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三是1983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将出版工作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宋木文先生曾说，这个决定“对出版事业发展的重要和紧迫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成为指导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工作并对这以后出版事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纲领性文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全国出版社数量从1978年的105家，发展到1988年的502家，全国专业古籍出版社，也是在这期间，由“两个半”（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编辑部），扩大到10多家。这些新成立的地方古籍出版社，虽然刚开始规模很小，但对我国古籍出版事业发展，有至关重要作用。发展随着地方古籍出版社的陆续成立，我国古籍出版事业有了明显发展，不仅古籍专业出版机构区域扩大，从业人数增加，而且由此带来了新版古籍图书品种增多，一批高质量古籍整理图书不断出版。改革开放前，不仅古籍专业出版机构只有“两个半”，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数量也相对较少。笔者据全国古籍出版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对“文学类”中的“别集”书目进行了统计，共计845种，1979年上述地方古籍出版社成立前的30年共出版的157种，约占18%，其余688种均是其后24年中出版，涉及到出版社约90家，其中有208种，是上述十几家地方古籍出版社成立以后出版的，超过了30%，这其中有相当一批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更可称道的是，这些地方古籍出版社，在不断探索中，走过了初创的艰辛与初入市场的不适应，在其后的发展中，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专业内容生产板块，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出版特色与优势，成为国内古籍出版的重要力量。近10年来，国内古籍出版队伍不断扩大，不少综合性出版单位、大学出版单位、教育出版单位等，都增加了古籍出版内容板块。即便如此，地方古籍社，凭借专业上的优势，仍保持全国古籍出版主力军地位。十几家地方古籍出版社在承担本地历史文献整理出版的同时，更承担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2011——2020）》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项目是由地方古籍社承担的。以五次新增补的209个项目为例，有69个项目是地方古籍社申报，约占33%。另外，各地方古籍社除了出版地域文献外，都出版了一批有较大学术影响的古籍整理项目，包括一些大型项目，在某些内容板块方面，具有明显特色与优势。经过不断发展，地方古籍社已真正实现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的发展，有几个明显特征，一是专业定位比较明确。大多出版社坚守创社之初的宗旨，始终围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根主线，结合自身实际，明确定位，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中，深耕精作，不断扩大了出版社的文化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二是专业规划优势明显。目前国内有古籍出版选题的出版社虽多达百家以上，但能够有系统规划的仍是专业古籍社，地方古籍社是一支重要队伍。三是专业出版能力不断提升。经过发展，各地方古籍社都已成为能够出版大型甚至超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的出版单位，受到学术界、出版界的肯定。仅以前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结果为例，地方古籍社共获正奖8项，提名奖19项，在一个很小的出版门类中，有如此结果，也说明了他们的专业出版能力。四是编辑人才专业素养较高。困境地方古籍社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困境和问题，特别是随着出版改革不断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更加显现出来。稍加归纳，大约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小众”出版如何走进“大众”市场。随着出版体制改革，图书的商品属性愈加受到重视，作为“小众”的古籍整理图书也不例外。但由于古籍整理学科专业性强，图书受众面小，市场需求有限，据笔者了解，各地方古籍社的古籍整理图书，首印一般都在1000册左右，以至于在各类图书市场份额统计中，从未有“古籍图书”一项。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古籍整理图书编辑难度相对较大，出版周期也相对较长，这类图书出版，大都处于亏损状态。少数地方古籍社后来或被撤销或被合并，经济困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二是集团化以后的尴尬地位。集团化是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出版集约化发展。上述地方古籍社都先后进入所在地的出版集团，但同一集团内不同专业的出版，在绩效考核上很难有一个相对合理并能顾及各个不同出版单位特殊性的统一绩效量化标准。相对而言，经济效益绩效量化指标容易划一（虽然也有许多不合理），这其中，经营规模中的销售、利润等因素，往往更容易成为考核出版单位的指标，有的甚至直接将其视为对集团的贡献率，如此一来，古籍出版社在这个方面面临很大压力，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考核结果，包括企业工资总额、经营者绩效认定、员工工资收入标准，大都低于同一集团下的其他出版单位。笔者曾主持凤凰出版社古籍出版工作15年，对此有切身感受。但同时，不少古籍整理图书又因其学术含量高，往往是国家级图书奖项、国家重点图书规划等入选项目，时常会被拿出来作为集团出版的“脸面”，这种情况常被业内戏为“口惠实不至”的尴尬。三是专业编辑出版人才缺乏。虽然是专业古籍出版社，但人才缺乏已是普遍现象，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由于古籍整理学科以及古籍出版的小众特点，人才来源渠道相对较窄，出版社选择余地小；目前古籍社新进人员大多是研究生学历，但由于国内研究生的专业方向设置过细，与编辑工作需求脱节；古籍整理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更有一些属于抢救性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绝学的文献整理，对编辑的要求高；地方古籍社也似其他大多数出版社一样，生产经营压力大，图书出版节奏远快于过去，因为规模增长目前仍是大多数出版社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造成对年轻编辑“用”多于“养”，而古籍编辑培养周期本身就比较长，这势必形成专业人才短缺。正如上述，各地方古籍社的经济效益大多不如同集团内的其他出版社，更不能和有教材教辅的出版单位相比，使专业编辑人才的付出与获得不成正比，留住人才比较困难。四是古籍专业选题比例下降。据笔者了解，由于上述一些原因，有些地方古籍社目前的图书选题结构，与建社之初相比，有不同程度的调整，除了原有古籍选题外，也在不断拓展新的内容生产板块，一方面，这是古籍出版社顺应出版业发展的探索，有的出版社取得了非常好的经营业绩，从而保证了古籍图书出版所需要的经费投入；另一方面，也使得作为专业古籍社的非专业图书选题占比越来越大，古籍专业图书选题比例逐年下降，古籍整理选题有的不到全年选题总数的十分之一，有的甚至更少。有少数地方古籍社已成为本省教育出版大社，古籍出版已成为其一个很小的门类和板块，有的甚至成为了“点缀”。这些可由各地方古籍社每年新书书目窥其一斑。早在2006年，杨牧之先生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在第六期全国古籍出版社编辑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有一个统计：“去年（2005年）古籍出版社共出书4481种，其中古籍整理图书占29%，学术类著作占22%，这两类图书共占51%。专业类图书比例比较低。”这还包括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两个古籍出版大社，否则比例可能更低。对古籍专业出版单位图书选题结构调整，虽不可轻易定是非，但在实际中，少数古籍社的绝大多数选题确实不姓“古”了。思考地方古籍专业出版社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如何在特色与优势中发展壮大，各有各的路径，大家都在不断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经验，但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笔者只能提出几点思考。首先是思想认识问题。对出版文化本质和内容产业特征的认识，是我们做好古籍出版事业思想认识前提。出版的积累与传承、教育与认识、审美与娱乐的基本功能，并不会因市场经济、业态转型而丧失。文化传承是古籍整理与出版的基本任务，历史文献作为观念文化的载体，对中华文化数千年不辍至关重要，从这点而言，古籍出版应首先立足于此。古籍出版工作者对如何看待出版产业发展，如何在上述出版条件下定位古籍出版，出版的文化属性是我们要首先考虑的。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文化影响力才是出版企业最终目标。若有此认同，一个古籍出版社经营者，或许会增加一些做好古籍出版的定力，在专业追求与经营要求发生矛盾时会毫不犹豫作出自己的选择。其次是发展路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改企后的地方古籍出版社，在市场面前不会得到特殊优待，选择何种发展路径，取决于企业自身实际，但有一点不可忘，即古籍出版事业所承担的文化与历史责任，由此，我们在选择发展路径时，便会把古籍专业出版放在重要地位考量。以笔者亲身经历为例，一个地方古籍社如果没有专业出版优势，其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都会成为问题。2002年底，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四分之三人员分流到其他出版社，仅18人留社，更名后的凤凰出版社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是坚持原先的古籍出版，还是另辟蹊径，转走大众出版甚至以中小学教辅为主的教育出版，在当时是有不同看法的，若是前者，解决不好经营上的生存问题，古籍专业出版也恐难坚持（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有多种原因，其中经营困难是很重要一条），如果是后者，在一个出版门类比较齐全的集团内，也很难有生存与发展空间。最终，我们选择了比以往更加专业化的古籍出版方向，古籍整理及相关学术研究选题高达85%以上，这在全国地方古籍社中是少有的。我们当时的想法，一是“以最专业做出最专业产品”，何愁在中国这么大的图书市场中没有一席之地，二是“在集团内以最专业求生存”，甚至提出做集团内任何一家出版社所不能做、做不好的选题。实践证明，有了这两点，凤凰社反而有了作为古籍出版单位的发展空间与生存价值。出版社更名后的15年来，出版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古籍整理图书，国家“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选题项目持续名列江苏省第一，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50项，列全国第三（前二位分别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时获国家出版基金19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年度专项资助83项，并连续四届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共5项）。经过强化古籍专业出版，更名后的凤凰社已成为国内为数不多、能够持续出版大型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地方古籍出版社，一个仅40多人的出版社，每年都会有一两项500万字以上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出版，并以产品的专精特尖，获得市场认可。以亲身经历为例，主要想说明，一个地方古籍出版单位，选择具有优势与特色的发展路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阵地上精耕深作，并不断强化专业出版能力，在专业规划、专业重点、专业渠道、专业人才等方面形成和体现优势，“小众”出版必可大有作为。第三是选题规划问题。重视选题规划，是尊重出版规律。没有选题规划观念，一个出版单位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对于一个地方古籍社而言，如果能制定和实施中长期的专业选题规划，笔者据个人体会认为，至少可以使我们的工作，体现五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可以使出版社的定位会更加准确，发展思路会更加清晰，追求目标会更加明确。二是可以使出版社的专业优势更加突出，内容生产更有特点，市场竞争更有优势。三是可以使经营者的工作更有抓手，通过落实选题规划，来形成一个出版企业内容生产重点板块，从而形成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板块。四是专业人才培养更有手段。古籍专业编辑人才缺乏，重点不在其是否具备专业理论知识，更主要的是理论知识如何在编辑出版实践中得到运用，而专业选题规划可以提供这种条件，使得有志于从事古籍专业出版的年轻人，在专业选题编辑出版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知所学之不足，从而得到锻炼和成长。五是出版经费可以得到保障。随着国家文化投入越来越多，只要我们把选题放在国家文化战略、需求层面，并立足图书的精品生产，“小众”出版的经费渠道越来越多。如国家设有专门的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年度古籍出版专项资助。第四是重点项目问题。出版专业化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专业重点项目。一个地方古籍社，如果选择了专业出版发展路径，就要通过持续不断地出版具有“特色性”“标志性”的专业重点项目，以此来形成自己的专业出版优势与市场竞争优势。我们在考虑重点项目问题时，五个方面应特别关注，一是要放在国家需求的层面，二是紧盯学术研究前沿，三是利用各社历史积累，四是体现自身的专业出版能力，五是创新拓展，形成新的重点内容生产板块。第五是如何看待“小众”的问题。首先，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古籍专业出版的“小众”问题。这涉及到我们怎样正确看待古籍专业出版的“小”，就专业性而言，其直接受众可能是小的，但其文化意义、间接受众又是大的。作为古籍出版工作者，在“大”与“小”的问题上，应该有跳出局部的境界，因为我们选择的是一份需要理想与情怀的事业。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图书市场与购买力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再小的出版门类也会有自己的大市场。再次，“小众”出版也可以向“大众”转化。古籍出版面对的历史文献，是小众的，但其中蕴含的文化观念则是大众的，这为我们拓展、挖掘“小众”选题内涵，创新、开拓“大众”出版市场，提供了多种选择与较多可能。

文章来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网址: http://gjzlyjx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69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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