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融合了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考据学以及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它要求对古籍进行审定、校勘、标点、分段、注释等加工整理,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是“存亡继绝”的工作。它不仅向人们展示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 我国最早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始于西汉的刘向和刘歆父子,他们受命整理编排国家藏书,作《别录》和《七略》。他们不仅从内容、体例和分类等方面介绍了目录学的基本内容,而且对书名、篇什、学派和传本等也作了著录,这里面就包含了版本目录学。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诸生不知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所谓应该读什么书，是目录学应该发挥的作用；而所谓何本为善，则正说明版本学的重要性。目录学在指示读书门径时，不仅要介绍图书,而且还应告知何者是善本精刻,以免初学者之读误本劣刻[1]。正如清人章学诚提出目录学的职能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黄永年先生的《古文献学四讲》《黄永年文史五讲》是将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讲义付梓,而《古籍整理概论》也详细介绍古籍整理的方法,通俗易懂,内容详实。在进行古籍整理时要学会区分版本的“善”与“不善”,黄永年先生认为，善本可以分为“文物性善本”和“校勘精审性善本”，前者属于物以稀为贵,后者属于实用性善本[2]。 翻阅、审察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线装古籍可以发现,其馆藏多数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通过对纸张、排版以及题跋的分析,可以断定此部线装书籍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版,所有书籍的扉页均印盖有“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校图书馆”字样的藏书章。“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校”是西南科技大学的前身,《四部备要》当为1975—1978年所藏,与其他典籍相比，种类最为齐全,保存最为良好。 一、馆藏线装书目的统计与分类 笔者将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所藏线装书与图书馆提供的总书目查验比对后对其登记造册,并对各种线装书种类及馆藏数量进行了核对,发现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共藏线装书386种(含《四部备要》)2 904册(表1)。 表1 西南科技大学东区图书馆古籍室藏线装书分类部别分类种类/种数量/册部别分类种类/种数量/册经部十三经古注30279子部周秦诸子2454十三经注疏1599儒家2392清十三经注疏1599农家25小学955医家25史部二十四史25408算法术数313编年36685杂家314古史1132小说家37别史110释道家210杂史722诸子大意22载记23集部楚辞16传记214汉魏六朝别集1326奏议、地理213唐别集24111政书11宋别集34343史评531金元别集518表谱考证956明别集430清别集35153总集26187诗评文421 二、馆藏线装书之版本情况 何为“版本”？“版”是简牍时代以木制作的书籍的一种形制,俗称“版牍”。印刷术发明后,用以印刷书籍的木版也称版。书称“本”,始于西汉刘向父子校理国家藏书，刘向《别录》云：“一人读书,校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是也。”这里的“本”即指一书的不同本子。书籍最初写于竹简、木简上,后用缣帛与纸,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书籍多以印刷形式流传,因此“版本”一词,大多指书籍的雕版印本。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所藏线装书籍以《资治通鉴》、《四部备要》、求恕斋丛书和一些清代画册等为主。 (一)《资治通鉴》版本 史部《资治通鉴》(294卷，附表1卷)、《通鉴目录》(30卷)乃北宋司马光撰,元朝胡三省音注；《续资治通鉴》(220卷)是清人毕沅所撰,他承接了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的体例,并分注考异,在时间上,上至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凡四百余年,为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体通史。继司马光而起者,如南宋学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168卷，后《四库全书》厘定为520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或记北宋一祖八宗之事迹,或专记南宋高宗一朝之事,或兼记两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之事,虽详略有差,裁断有别,但于保存有宋一代文献,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然可惜的是,因限于卷帙繁重,诸书流传困难,或竟致失传。此后陈桱、王宗沐、薛应旂欲续《资治通鉴》,但因“不能网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牴牾,不能遽定其是非”[3]。 西南科技大学所藏《资治通鉴》分精装和简装两个版本。精装本《资治通鉴》乃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华书局排印版。简装本一百册,却更为珍贵,是光绪纪元夏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之石印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双行,四周双边,白口,双鱼尾,并载有元朝翰林学士王磐序。另外还有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该版本附毕沅《续资治通鉴》。石印是一种平版印刷技术,与铅印一起曾一度取代我国古老的雕版印刷而占据主导地位[4]。 (二)《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版本 《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这两部丛书性质相仿。民国八年(1919年)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开始广泛借印于江浙藏书家影印《四部丛刊》，所收古籍三百二十三种的底本来源包括上海涵芬楼、江南图书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无锡孙氏小绿天、乌程刘氏嘉业堂、江安傅氏双鉴楼、江阴缪氏艺风堂、长沙叶氏观古堂、乌程蒋氏密韻楼、海盐张氏涉园、乌程张氏适园、江宁邓氏群碧楼、杭州叶氏、平湖葛氏传朴堂、杭州蒋氏、南海潘氏、北京图书馆、建德周氏、上元宗氏、吴县许氏、闽县李氏观槿斋、萧山朱氏、南陵徐氏积学斋、慈溪李氏、德化李氏、秀水沈氏、湘潭袁氏、玉田蒋氏、秀水王氏二十八宿研斋等约三十家,几乎涵盖了当时全国著名的藏书楼[5]。《四部丛刊》着眼于选择宋、元、明的珍本影印,选用的本子大都是未经校订的宋、元本,错讹多,可信度存疑。同时，其利用照相影印技术刊行,不仅影印不够清晰,而且成本较高,所以《四部丛刊》的收藏者较少。 当看到张元济的《四部丛刊》影响空前且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后,陆费逵决心超越之。于是中华书局着手策划、编纂出版《四部备要》活字排印本与之抗衡和竞争。《四部备要》是中华书局1920—1936年陆续编辑排印的,起初这部丛书收书三百五十一种，李向群先生在《〈四部备要〉版本纠谬》一文中表示成书共计三百五十六种。《四部备要》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书目按经史子集分类排列,用丁氏仿宋活字排印。《四部备要》所选的书大都是《四库全书》编成以后才问世的著作,集部收录的更是历代名家的著作。后人对《四部备要》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它的可信度不如《四部丛刊》,但是《《四部备要》的史部收录了二十四史,较《四部丛刊》略胜一筹。《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的主体资料,为史家必备之书。商务印书馆曾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单独行世,虽为盖世珍版,但是《四部丛刊》既为经史子集之总汇,不录《二十四史》,可以说是一大缺陷。中华书局吸取了这个教训,首录“正史”,赢得史家称颂[6]。由此看来，《四部备要》改进了《四部丛刊》的不足,同时在校勘上下了大功夫,不仅版面规范,而且利于阅读,相较缩版影印而言,《四部备要》的铅字排印更为清晰,价格更低,更为实用。 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是将古籍影印后按照分类胶装出版,虽是非线装书,但广泛借印了江浙藏书家的原版线装书,所以内容与原本无过多差异,按照黄永年先生的观点,也当属于“校勘精审性善本”。而《四部备要》则偏重于实用性——选印较有代表性的校本、注本,可以说该书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献的常备书籍。 (三)求恕斋丛书版本 西南科技大学馆藏求恕斋丛书之《水经注正误举例》一函四卷,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卷前有牌记：“南林刘氏求恕斋刊。”《水经注正误举例序》前有刘承干序,另有小引，正文为五卷，分装二册,末页有后序。《今水经注》前有刘承干序,正文为四卷合装一册。《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补正》卷前有吴承志自序,另有刘承干序,正文为上下卷合装一册。 求恕斋丛书之《两朝平攘录》影印本五册,明朝诸葛元声撰，高浚校,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刻本,封面有顾廷龙题字,四周单边,无行界,无鱼尾,除此之外还有《明史·艺文志》本、《千倾堂书目》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西南科技大学所藏是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明刻本的影印版,这一刻本又增加明嘉靖朝的《委寇》,故更名为《三朝平攘录》,凡书五卷,记叙明隆庆、万历两朝有关国内民族和对外关系的五件军务要事,每事一卷。 (四)画册(插图)版本 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的画册有清光绪辛卯年(1891年)黄锡涛等编绘的成都蒋会文堂刻本《峨山图说》，卷首有顾复初(号潜叟)题写的书名，卷一有《峨山志图说序》和《峨山记》，纸张为白棉纸，一册两卷，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无行线。《峨山图说》描绘了峨眉山秀美的自然风光，每幅图上方有小序注释，图文并茂，形象生动。插图本常见于佛家经书典籍中的佛像图，在明清小说人物版画中也比较常见。清代画家萧云从所绘《离骚图》一卷，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无行线，雕版精致，印刷精美。晚清文学家、语言学家潘祖荫将其剪贴装帧，改为四卷，保留了原名“区湖萧云从尺木甫较”。西南科技大学所藏乃是影印本，有《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四图，其余有水迹，因虫蛀已无全貌，影印时间已不可考。 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的清代插图本主要是影印本。这种印刷方式基本可以保持原来刻本的面貌，其字体和内容也很相近[8]。一般对于高校馆藏的古籍，影印的胶印刷版就基本可以满足学习与研究的需要，而如果需要质量更高的版本，那么就需要更专业的印刷，如珂罗版印刷。珂罗版印刷是平版印刷技术的一种，由德国摄影师于19世纪60年代发明，清光绪初年传入我国。珂罗版印刷作为一种特殊的复制印刷方法，通过照相、修版、制版、印刷、人工设色、钤印等步骤完成复制印刷，在笔画线条和层次上表现出高仿真的效果，可保持原作品笔墨之神韵，真实自然。这种方法常用来复制绘画、墨迹、碑帖、古籍善本、古籍图录等，满足了广大书画爱好者研究和收藏的需要[9]。用这样的技术来影印古代套印技术下的古籍、画册，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它们原有的样子。 三、结语 此次整理的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线装古籍书目，没有按照《四部备要》的顺序来整理，而是按照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编排的书目进行整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图书馆还有许多古籍的分类都是按照经、史、子、集的类别分的，这样好对比图书编目有无问题、哪里需要修改和完善等。其二，除《四部备要》之外的其他古籍的种类少，不便于系统编目。通过古籍整理可使图书馆善本古籍这个板块的书目信息进一步的完善，对所藏书籍的种类和属性进行详细的分类，能使线装图书编目有血有肉，详而不乱。 当代大学生对电子数据库的使用率大大高于对馆藏文献的使用率。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大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更加趋于简洁化、全面化、快速化和精确化，这对馆藏古籍的整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图书馆古籍整理的意义在于，能提高学生对馆藏古籍的利用效率，使其对照所列纲目，能快速索取自己所需要的重要信息。高校图书馆可以扫描馆藏古籍并上传至网络建立古籍数据库，以满足学生随时随地、无地域限制查阅的需求。 [1] 彭斐章,谢灼华,乔好勤.目录学资料汇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106-107 [2]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2-27 [3]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2:422 [4] 晓白.石印本是什么样子的[J].中国工会财会,2017(3):55 [5] 邓昉.集百为一:张元济与《四部丛刊》[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8(4):77-78 [6] 李向群.《四部备要》版本纠谬[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3):120-128 [7] 纪晓平,朱宏谊.中华书局与《四部备要》[J].图书馆学研究,2002(11):83-84 [8] 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200-201 [9] 严培珍.珂罗版复制在书画文物保护中的作用[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6(3):127-131 古籍整理融合了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考据学以及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它要求对古籍进行审定、校勘、标点、分段、注释等加工整理,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是“存亡继绝”的工作。它不仅向人们展示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我国最早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始于西汉的刘向和刘歆父子,他们受命整理编排国家藏书,作《别录》和《七略》。他们不仅从内容、体例和分类等方面介绍了目录学的基本内容,而且对书名、篇什、学派和传本等也作了著录,这里面就包含了版本目录学。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诸生不知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所谓应该读什么书，是目录学应该发挥的作用；而所谓何本为善，则正说明版本学的重要性。目录学在指示读书门径时，不仅要介绍图书,而且还应告知何者是善本精刻,以免初学者之读误本劣刻[1]。正如清人章学诚提出目录学的职能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黄永年先生的《古文献学四讲》《黄永年文史五讲》是将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讲义付梓,而《古籍整理概论》也详细介绍古籍整理的方法,通俗易懂,内容详实。在进行古籍整理时要学会区分版本的“善”与“不善”,黄永年先生认为，善本可以分为“文物性善本”和“校勘精审性善本”，前者属于物以稀为贵,后者属于实用性善本[2]。翻阅、审察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线装古籍可以发现,其馆藏多数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通过对纸张、排版以及题跋的分析,可以断定此部线装书籍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版,所有书籍的扉页均印盖有“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校图书馆”字样的藏书章。“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校”是西南科技大学的前身,《四部备要》当为1975—1978年所藏,与其他典籍相比，种类最为齐全,保存最为良好。一、馆藏线装书目的统计与分类笔者将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所藏线装书与图书馆提供的总书目查验比对后对其登记造册,并对各种线装书种类及馆藏数量进行了核对,发现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共藏线装书386种(含《四部备要》)2 904册(表1)。表1 西南科技大学东区图书馆古籍室藏线装书分类部别分类种类/种数量/册部别分类种类/种数量/册经部十三经古注30279子部周秦诸子2454十三经注疏1599儒家2392清十三经注疏1599农家25小学955医家25史部二十四史25408算法术数313编年36685杂家314古史1132小说家37别史110释道家210杂史722诸子大意22载记23集部楚辞16传记214汉魏六朝别集1326奏议、地理213唐别集24111政书11宋别集34343史评531金元别集518表谱考证956明别集430清别集35153总集26187诗评文421二、馆藏线装书之版本情况何为“版本”？“版”是简牍时代以木制作的书籍的一种形制,俗称“版牍”。印刷术发明后,用以印刷书籍的木版也称版。书称“本”,始于西汉刘向父子校理国家藏书，刘向《别录》云：“一人读书,校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是也。”这里的“本”即指一书的不同本子。书籍最初写于竹简、木简上,后用缣帛与纸,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书籍多以印刷形式流传,因此“版本”一词,大多指书籍的雕版印本。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所藏线装书籍以《资治通鉴》、《四部备要》、求恕斋丛书和一些清代画册等为主。(一)《资治通鉴》版本史部《资治通鉴》(294卷，附表1卷)、《通鉴目录》(30卷)乃北宋司马光撰,元朝胡三省音注；《续资治通鉴》(220卷)是清人毕沅所撰,他承接了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的体例,并分注考异,在时间上,上至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凡四百余年,为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体通史。继司马光而起者,如南宋学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168卷，后《四库全书》厘定为520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或记北宋一祖八宗之事迹,或专记南宋高宗一朝之事,或兼记两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之事,虽详略有差,裁断有别,但于保存有宋一代文献,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然可惜的是,因限于卷帙繁重,诸书流传困难,或竟致失传。此后陈桱、王宗沐、薛应旂欲续《资治通鉴》,但因“不能网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牴牾,不能遽定其是非”[3]。西南科技大学所藏《资治通鉴》分精装和简装两个版本。精装本《资治通鉴》乃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华书局排印版。简装本一百册,却更为珍贵,是光绪纪元夏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之石印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双行,四周双边,白口,双鱼尾,并载有元朝翰林学士王磐序。另外还有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该版本附毕沅《续资治通鉴》。石印是一种平版印刷技术,与铅印一起曾一度取代我国古老的雕版印刷而占据主导地位[4]。(二)《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版本《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这两部丛书性质相仿。民国八年(1919年)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开始广泛借印于江浙藏书家影印《四部丛刊》，所收古籍三百二十三种的底本来源包括上海涵芬楼、江南图书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无锡孙氏小绿天、乌程刘氏嘉业堂、江安傅氏双鉴楼、江阴缪氏艺风堂、长沙叶氏观古堂、乌程蒋氏密韻楼、海盐张氏涉园、乌程张氏适园、江宁邓氏群碧楼、杭州叶氏、平湖葛氏传朴堂、杭州蒋氏、南海潘氏、北京图书馆、建德周氏、上元宗氏、吴县许氏、闽县李氏观槿斋、萧山朱氏、南陵徐氏积学斋、慈溪李氏、德化李氏、秀水沈氏、湘潭袁氏、玉田蒋氏、秀水王氏二十八宿研斋等约三十家,几乎涵盖了当时全国著名的藏书楼[5]。《四部丛刊》着眼于选择宋、元、明的珍本影印,选用的本子大都是未经校订的宋、元本,错讹多,可信度存疑。同时，其利用照相影印技术刊行,不仅影印不够清晰,而且成本较高,所以《四部丛刊》的收藏者较少。当看到张元济的《四部丛刊》影响空前且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后,陆费逵决心超越之。于是中华书局着手策划、编纂出版《四部备要》活字排印本与之抗衡和竞争。《四部备要》是中华书局1920—1936年陆续编辑排印的,起初这部丛书收书三百五十一种，李向群先生在《〈四部备要〉版本纠谬》一文中表示成书共计三百五十六种。《四部备要》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书目按经史子集分类排列,用丁氏仿宋活字排印。《四部备要》所选的书大都是《四库全书》编成以后才问世的著作,集部收录的更是历代名家的著作。后人对《四部备要》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它的可信度不如《四部丛刊》,但是《《四部备要》的史部收录了二十四史,较《四部丛刊》略胜一筹。《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的主体资料,为史家必备之书。商务印书馆曾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单独行世,虽为盖世珍版,但是《四部丛刊》既为经史子集之总汇,不录《二十四史》,可以说是一大缺陷。中华书局吸取了这个教训,首录“正史”,赢得史家称颂[6]。由此看来，《四部备要》改进了《四部丛刊》的不足,同时在校勘上下了大功夫,不仅版面规范,而且利于阅读,相较缩版影印而言,《四部备要》的铅字排印更为清晰,价格更低,更为实用。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是将古籍影印后按照分类胶装出版,虽是非线装书,但广泛借印了江浙藏书家的原版线装书,所以内容与原本无过多差异,按照黄永年先生的观点,也当属于“校勘精审性善本”。而《四部备要》则偏重于实用性——选印较有代表性的校本、注本,可以说该书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献的常备书籍。(三)求恕斋丛书版本西南科技大学馆藏求恕斋丛书之《水经注正误举例》一函四卷,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卷前有牌记：“南林刘氏求恕斋刊。”《水经注正误举例序》前有刘承干序,另有小引，正文为五卷，分装二册,末页有后序。《今水经注》前有刘承干序,正文为四卷合装一册。《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补正》卷前有吴承志自序,另有刘承干序,正文为上下卷合装一册。求恕斋丛书之《两朝平攘录》影印本五册,明朝诸葛元声撰，高浚校,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刻本,封面有顾廷龙题字,四周单边,无行界,无鱼尾,除此之外还有《明史·艺文志》本、《千倾堂书目》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西南科技大学所藏是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明刻本的影印版,这一刻本又增加明嘉靖朝的《委寇》,故更名为《三朝平攘录》,凡书五卷,记叙明隆庆、万历两朝有关国内民族和对外关系的五件军务要事,每事一卷。(四)画册(插图)版本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的画册有清光绪辛卯年(1891年)黄锡涛等编绘的成都蒋会文堂刻本《峨山图说》，卷首有顾复初(号潜叟)题写的书名，卷一有《峨山志图说序》和《峨山记》，纸张为白棉纸，一册两卷，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无行线。《峨山图说》描绘了峨眉山秀美的自然风光，每幅图上方有小序注释，图文并茂，形象生动。插图本常见于佛家经书典籍中的佛像图，在明清小说人物版画中也比较常见。清代画家萧云从所绘《离骚图》一卷，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无行线，雕版精致，印刷精美。晚清文学家、语言学家潘祖荫将其剪贴装帧，改为四卷，保留了原名“区湖萧云从尺木甫较”。西南科技大学所藏乃是影印本，有《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四图，其余有水迹，因虫蛀已无全貌，影印时间已不可考。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的清代插图本主要是影印本。这种印刷方式基本可以保持原来刻本的面貌，其字体和内容也很相近[8]。一般对于高校馆藏的古籍，影印的胶印刷版就基本可以满足学习与研究的需要，而如果需要质量更高的版本，那么就需要更专业的印刷，如珂罗版印刷。珂罗版印刷是平版印刷技术的一种，由德国摄影师于19世纪60年代发明，清光绪初年传入我国。珂罗版印刷作为一种特殊的复制印刷方法，通过照相、修版、制版、印刷、人工设色、钤印等步骤完成复制印刷，在笔画线条和层次上表现出高仿真的效果，可保持原作品笔墨之神韵，真实自然。这种方法常用来复制绘画、墨迹、碑帖、古籍善本、古籍图录等，满足了广大书画爱好者研究和收藏的需要[9]。用这样的技术来影印古代套印技术下的古籍、画册，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它们原有的样子。三、结语此次整理的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线装古籍书目，没有按照《四部备要》的顺序来整理，而是按照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编排的书目进行整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图书馆还有许多古籍的分类都是按照经、史、子、集的类别分的，这样好对比图书编目有无问题、哪里需要修改和完善等。其二，除《四部备要》之外的其他古籍的种类少，不便于系统编目。通过古籍整理可使图书馆善本古籍这个板块的书目信息进一步的完善，对所藏书籍的种类和属性进行详细的分类，能使线装图书编目有血有肉，详而不乱。当代大学生对电子数据库的使用率大大高于对馆藏文献的使用率。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大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更加趋于简洁化、全面化、快速化和精确化，这对馆藏古籍的整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图书馆古籍整理的意义在于，能提高学生对馆藏古籍的利用效率，使其对照所列纲目，能快速索取自己所需要的重要信息。高校图书馆可以扫描馆藏古籍并上传至网络建立古籍数据库，以满足学生随时随地、无地域限制查阅的需求。参考文献:[1] 彭斐章,谢灼华,乔好勤.目录学资料汇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106-107[2]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2-27[3]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2:422[4] 晓白.石印本是什么样子的[J].中国工会财会,2017(3):55[5] 邓昉.集百为一:张元济与《四部丛刊》[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8(4):77-78[6] 李向群.《四部备要》版本纠谬[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3):120-128[7] 纪晓平,朱宏谊.中华书局与《四部备要》[J].图书馆学研究,2002(11):83-84[8] 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200-201[9] 严培珍.珂罗版复制在书画文物保护中的作用[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6(3):127-131

文章来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网址: http://gjzlyjx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69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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